来源 | 中访网
作者 | 一杭工作室
一起婚外情，不仅让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某，因职业素养与临床能力争议被解聘，也引发了公众对“4+4”医疗教育的信任危机。
当“4+4”“5+3”“8 年一贯制” 等复杂学制长期共生，公众对医生能力的判断陷入迷茫。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就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医学教育的混乱局面，高校该如何培养胜任临床的医生？患者又该如何辨别医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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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混乱，培养目标模糊？
中国医学教育的复杂如同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每一块裂缝都照射出不同的制度逻辑。
以“医学博士”为例添利富，中国现在有四种主要培养路径：五年制本科加硕士三年加博士三年、八年一贯制教育、“5+3+1”一贯制，以及“5+3”一体化。
展开剩余71%这种多元格局本意是为不同条件的学生提供选择空间，却在实践中发展为标准混乱的泥潭。就比如，除了8年一贯制之外，其他培养途径都把本应是毕业后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囊括进来，院校教育和毕业后职业教育的分界不够清晰。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培养人才质量的两极分化。2021 年医师资格考试数据显示，173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首次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平均通过率为65.35%、最低仅1.47%，65 所院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专科生通过率在40%左右，却承担着基层医疗人才供给的重任。
而在4月肖医生的舆论事件中，“4+4”医学生培养模式也受到公众关注。这一临床医学教育模式源于美国，定位是“基于多学科本科教育背景的研究生教育”，培养适应未来医学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仅有少数学校试点“4+4”模式。
但也正是基于多元学科背景，在较短的学制内可能难以培养出有丰富临床的顶尖人才。且在关于肖某的舆情事件中，事件中的另一位涉事医生董某，本科读经济学，却能通过“4+4”学制成为协和博士，让不少网友都对这一教育模式的公平性产生质疑，暴露出了这一模式暗藏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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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临床的失衡困境
这种“多元共存”的格局，表面是适应不同医疗需求的制度设计，实则暴露出体系规划的失调。
某患者小林的就诊经历便颇具代表性：他曾因腹痛在某三甲医院挂了一位“副主任医师”的号，医生简历显示其年纪轻轻便发表多篇SCI论文，但问诊时仅简单按压腹部便开了几项检查，最终还是依赖CT 报告才确诊。“感觉他更像在实验室做研究，而不是看病。”
事实上，跟小林有同样感受的不止一人。近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张“挂号经验”帖，给出了不少挂号选医生的“现实”建议：“很年轻职称就很高，简介里面一大堆科研成果的，大概率是靠科研飞升了，临床经验很差。”
“中年人，副高职称，简介里出身较好的医学院，主要强调自己临床经历而不是科研经历的，大概率很靠谱，是扎根临床一线的人。”“已经担任管理岗位行政职务(比如医务科等职位)，那这个人大概率是长期驻扎行政楼，临床经验一般。”
这种广为流行的“经验帖”背后，正是不同学制培养出的医生在临床思维上的显著差异。前者可能通过科研获得晋升，后者则在基层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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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与立中寻找平衡
对于当前的医学教育模式，有专家建议：教育部门对博士学位的评定存在“一刀切”的倾向，将学位论文尤其是 SCI 论文作为硬性指标。
然而，医学教育不同于普通学术教育，它更偏向职业技能培养，重点应放在提升医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上。对于有科研潜力的医学人才，可以通过攻读MD+PhD 双学位的方式，在精进临床技术的同时，系统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实现临床与科研的双轨发展。
当公众开始用“中年副高 + 临床经历”等经验标签筛选医生添利富，折射的是人们对制度性能力保障的渴求。或许，当医学生在实验室追求科研突破时，更需要倾听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真实需求，实践才能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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